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，一点也不“闭关锁国”，可所有这些开放，却都是为了皇帝，而非民众，这样的“开放”，是一种与国家、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、虚假的“开放”。

　　10月16日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，今天的中国人，大多已将圆明园遗址当做警醒的标志，国耻的象征，将圆明园的毁灭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。

　　然而，150年前的中国人却并非如此，就在维克多·雨果奋笔疾书、痛斥其同胞野蛮行径的同时，大清国的官民们却似对这座园林的被毁相当默然。第一个向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上表要求勤王的封疆大吏袁甲三，和把“忠义血性”挂在嘴边的曾国藩，在其奏疏公文、私函日记中，问到宫殿、陵寝、太庙，却惟独没怎么提到圆明园的劫难；在遥远的浙江海宁濮院镇，有个关心时事、忧国忧民的农村知识分子沈梓，在他无所不记的《避寇日记》里，对可靠、不可靠传闻记述详尽，却也几乎没提到圆明园。

　　这并非纯因为国人的麻木，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，中国人尚未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，如果说，对“君父之忧”、“社稷之重”尚有些概念，那么对殖民侵略、民族耻辱之类则处于蒙昧状况。

　　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，圆明园既不是象征社稷的太庙，也不是象征政权的宫殿，而是神秘的夏宫，是皇帝休闲享乐的皇家私人园林，它的被焚毁，不过是皇家之耻，又与百姓何干？

　　这种意识并非毫无来由。王夫之曾批评中国帝王“合天下而仅奉一人”，圆明园固然富丽堂皇、藏储珍宝，却仅供帝王一家享用，它的存在，对广大中国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；它的毁灭，对广大中国民众也无切肤之痛。

　　如今的人们常说，圆明园被焚的悲剧告诉中国人，落后就要挨打，封闭自满、闭关锁国就要落后。然而仅就圆明园本身而言，却一点也不“闭关锁国”。

　　参与设计建造的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、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，西洋楼、大水法等昔日的“标志性景观”；富有西方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风格；酷爱西洋“玩意儿”的雍正，曾在园中各处亭台楼阁摆放仿制的西洋望远镜和眼镜；他的儿子乾隆则在三山五园的殿阁中陈列了许多精致的西洋钟表；圆明园四周，以“圆明园护军营”命名的八旗劲旅，装备着当时中国最好的西洋式枪械……可所有这些开放，却都是为了皇帝，而非民众。这样的“开放”，是一种与国家、民族利益根本脱节的、虚假的“开放”。

　　必须承认，中国民间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、意识，是在一次次痛苦和磨难中，被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入侵打醒的。可以说，是外敌的贪得无厌，令中国各阶层逐渐成为共同的受害者、受辱者，令国人逐渐认识到，被焚烧的不仅仅是皇帝私人花园，更是南北中国千家万户的田园庐墓，被劫夺的不仅仅是圆明园里皇帝私人的珍宝，更是南北中国千万普通人的财产、生计、饭碗。

　　然而人们不禁要感慨，倘若当年圆明园的主人能够早见及此，能够将“圆明园的开放”推广而为整个国家、民族的开放，那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当可更早萌芽，圆明园之耻———或者换言之，皇家之耻和中华民族之耻，也就不会发生。

　　往事已矣，来者可追。这场150年前的劫难更应提醒中国人，开放应是造福于全中国、全中华民族的，而不能仅仅是“圆明园式的开放”。